【已完结重发】天色将晚·中
转眼就是一九三七年。
我把我和朱正廷的事情告诉了范丞丞，范丞丞吃惊之余还表达了浓浓的艳羡。我们都心知肚明上海城越来越动荡了，以前一起玩的纨绔子弟们好多都走了，只剩我和范丞丞还在这里无所事事。
我和范丞丞把上海玩的几乎腻味，朱正廷没事的时候也会带上朱正廷，我们仨经常去外滩的海边。海边总是泊着好些船只，有些运货的木船，大部分是钢铁的，印着五颜六色的国旗。上海的海总像是打翻了墨绿和深蓝的油彩瓶，蓝色和绿色溶化在一起。范丞丞跟我们说在他的家乡能看到黄海和渤海的分界，那是中国最东的地方，那里的海水蓝色和绿色会平平整整的分开。
好想去看看远方的海啊。范丞丞总是说。
那个时候我就有些感觉，我和范丞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春天的时候我和朱正廷去坐船，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虽然云青欲雨，天色却不暗，朱正廷在船头煎茶，我在船尾煮酒。春水碧天，画船听雨，是打着瞌睡，舒服的快要死掉。也不枉我身边佳人似月，皓腕如雪了。
我没话找话地问他，朱正廷，你最希望干嘛。
他叹了口气说，也不是我想干嘛就能干的啊。
我连忙接道，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那些。
他手蜷成松松的拳头，将脑袋支起来，好像很认真地在想一样，说，那就混吃等死呗，想唱戏的时候唱戏，不想唱的时候就在家睡觉，也有人养活……你呢?
我靠在船上，身体和船板只隔了一个很小的角度，我把胳膊枕在脑袋后面，视野的大部分都是天空，我说，我嘛…我想去卖打火机。
他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我很认真地解释道，打火机这种小本生意其实很好赚钱。首先你不需要太大本钱就能进来一批货，然后出售的周期也短，可以很快回本…可惜黄家的声音都是些无聊的布料啊铜矿啊，没办法让我试试手。
朱正廷好像低低地笑了，一滴雨水滴在了我的眼睛里，然后溢了出来，我突然感觉我好幸福，我的幸福也要溢出来了。
我大哥也不知道是想开了还是怎么着，逐渐把一些大的生意放给我去管，我不得不又去参加各种宴会——我以前当纨绔子弟的时候经常去的那种，只不过现在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
我已经很少在宴会上见到范丞丞了，他最近也在忙什么的样子。我给朱正廷讲，朱正廷也只无奈叹气，我突然对朱正廷说，这次宴会你跟着我去吧。
他有点惊讶，想问我为什么一样。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回答我，好。
我十分看重这次晚宴，如同看重什么人的葬礼那样——可能是过去的我，或者过去的朱正廷吧。我甚至带上了我的玉牌，我把它放在那套土黄色西服的口袋里，布料勾勒出方正形状。
路上我就给朱正廷说，这次要做一笔很大的生意，他看我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笑道，黄明昊你真长大了啊。他又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轻声细语地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当做客人来这种宴会…以前都是要上去唱一会儿的。
我知道，这次宴会来的人不少，这也是我第一次带着朱正廷出来，我很开心，我巴不得全世界见证我们相爱。我和朱正廷的事早就让全上海知道了，他不曾畏惧过什么，我也不会。
宴会的地方我和朱正廷都来过很多遍了，最中间的桌子上磊着山一样的高脚杯，里面会倒上琥珀色的香槟——我年少的时候无数次想在最高的那只里撒尿，正好都是金黄色的。我把我的想法真诚的告诉了朱正廷，他白了我一眼，他特别喜欢这些码的整整齐齐的东西，门口的富贵竹都盯着看了半天。
朱正廷很乖，他对着所有和他打招呼的人笑得温顺，有礼貌的打招呼，我的事情也弹得很顺。宴会结束时夜已经深了。
那天晚上我和朱正廷一起走回去的，夜凉如水，月亮很明亮，星星却又稀又小。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亮的月亮，心里莫名地兴奋。夜色深处，热闹逐渐散去，街上摆摊的小商贩开始收拾行当。我很喜欢和朱正廷这样在大街上走，总让我想起以前，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也这样陪着我。
半路上开始下雨，我和朱正廷撑一把伞，我自然而然地牵上他的手，我们比肩走着，我发现我已经比他高了一些，我十五岁刚认识他时只能到他的耳垂，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他的时光却没有流转。黑夜的街道安静，朱正廷的伞下温暖又安全，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远远地传来声响，显得辽阔。
巷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影就从雨幕中冲了出来，他在离我们三步远时骤然减速，倒是没装上我们，却狠狠摔在水洼中，溅了一身狼狈，像是个小乞丐。不多久后面的脚步声也赶上了，几个混混打扮的男人上去就要踹那小乞丐。小乞丐堪堪挣扎着从水洼里爬出来，朱正廷忙冲上去护住那小乞丐，皱着眉头说你们干嘛打他，那几个混混对视几眼，看我和朱正廷一身非富即贵，临时选了个头目，吼道，这臭东西欠了我们钱。
朱正廷看来是非要掺和这事了，听到是钱的问题，我心里反而送了口气，朱正廷有点无助地看了我一眼，我赶忙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笑嘻嘻的迎上去说，这小哥欠了各位的钱，是他的不是，我先替他还清，也请各位兄弟放他一马，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
我小的时候就被家里教过如何和底层相处，再加上我出的实在数目可观，这个世界白痴才说钱没用。那几个混混磨蹭了会就散进巷弄里了。
那小乞丐正兀自靠着路灯喘气，他膝盖破了点皮，身上破破烂烂的尽是泥泞，迎着路灯昏黄的光，眉目竟然是出奇的清秀。
朱正廷撑着伞站在一边，他走过去，将伞撑在小乞丐头上，他们之间靠的很近，只隔着几根雨丝。朱正廷笑了起来，迎着月亮他好像整个人都在发光。他说，你好啊，我叫朱正廷。
朱正廷就这样把那小乞丐带回了家，路上一折腾我们三个人都淋了一身水，朱正廷先去洗澡，我和那小乞丐坐在大厅里。气氛有点尴尬，我想找那小乞丐搭话，一想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小乞丐好像不怎么在意我，一直盯着地面看。
突然，我听到一声不合时宜的响声，我有点想笑，尴尬地问，那个…你想不想吃东西？
小乞丐把头埋地更深了，耳尖有点红的，轻微地点了点头。正好这个时候朱正廷出来了，他头发上还挂着水珠，我笑着指指那小乞丐说，他想吃东西。三更半夜的蔻儿早就睡了，朱正廷无可奈何地笑道，那我去煮面去。
我们仨都收拾完之后朱正廷正好从厨房忙活完，那小乞丐清洗一番之后还挺像那么回样子的。朱正廷捧着一大碗面过来，笑盈盈地坐在那小乞丐旁边不厌其烦地又来了一遍自我介绍，我叫朱正廷，我应该比你大你可以喊我正廷哥哥……喋喋不休地哄小孩子的语气。
那小乞丐突然抬起了头，说，我叫蔡徐坤。
朱正廷眼睛里的笑得眉眼弯弯的，说，你好啊坤坤。
我凑上去插嘴，正廷哥哥，我叫黄明昊，我也想吃面。
他轻轻地推了我的头一下，说，怎么可能少了你的。说着就去厨房又端了一碗。桌上冒着热气的清汤寡水的两碗面，上面各卧着一颗荷包蛋。
蔡徐坤看来是真饿，一连吃了好几碗，还好朱正廷做面条从来都是只多做不少做，最后朱正廷都困了，留我陪蔡徐坤在这里吃。我并不是很饿，吃完之后就一边用筷子搅和那碗面汤一边发呆。
蔡徐坤吃完之后也没和我打招呼就转身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对我极端的排斥，我吃饭地时候反思了自己一晚上的言行，很得体啊，我百思不得其解。
眼看蔡徐坤就走远了，我叹了口气，将筷子从那碗被我搅和的有点恶心的面汤里头拔出来，放好，稍微拔高了点音量，说，我叫黄明昊，一般都叫Justin。
蔡徐坤突然停住了脚步。
我盯着蔡徐坤的背影，他回过头来，刚好撞上我的眼神，意料之中的没有说话。我顿了顿，继续说，不管怎么样，希望你是个好人。
六月份范丞丞过生日，我等到六月初都没见他生日宴的请帖送来。我找朱正廷问，朱正廷说他也没接到什么请帖，一打听才知道范丞丞这次生日宴从简了，只搞个什么附庸风雅的音乐会，请的人也不多。
我去朱正廷那里就看见蔡徐坤坐在院子里刷着水缸中的白脏，朱正廷很喜欢他，絮絮叨叨的跟我说他虽然话不多，但其实很聪明的，留在他这里干点杂活儿可惜了。
朱正廷待人一向不错，我没多在意，直奔主题地问他范丞丞生日宴的事情怎么办。他露出一个有点受伤的表情，说，不如我打个电话给他吧。
我有些难过，我的朋友不多，还大部分都能归为“狐朋狗友”“酒肉朋友”的范畴，可是看着他们都逐渐离开，我还是会感到孤独。
范丞丞接到电话之后很不开心的样子，生硬客套了几句之后就挂掉了。不过好在几天之后他还是遣人送来了请帖。我想起我十五岁第一次见到范丞丞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冷冷淡淡的样子，好像对谁都不屑一顾，吃饭时也总谈到朱正廷才会有话说。我心里苦笑，也算是回到原点了。
这一晃多少年都过去了。
范丞丞的生日宴设在法租界的一个教堂里，清早开始。教堂的中央只有一架钢琴，来客稀稀廖廖。我和朱正廷的座位在一个角落，放眼一看的来客，于我于他基本都是陌生面容。朱正廷感慨道丞丞也长大了，交往人我都不认识了。你们俩可都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没说话。
宴会的内容也简单，就是范丞丞弹了几曲，他从小学钢琴，弹得称不上大师，也算得上婉转悠扬了。我在范丞丞的琴声之中突然想起我们这些年，一起酒肉，一起听戏，一起看海，怎么就成这样了呢，岁月将我们扯开，它饶不了每个不用心的人。
正好的礼拜天。出去的时候有外国女人陆陆续续来做祷告。教堂放飞了一群白鸽，扑棱着翅膀，正好从我们头上的蓝天飞过。好自由的样子。
我从头到尾都清醒地知道，我什么也没有，我能给朱正廷的只有百年深情。我以为我能一直坐在西郊民巷的院子里度过余生的下午，抱着我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急急流过，半梦半醒之间，半暖半寒秋天。
很多年后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能想起十五的花灯中秋的月，乐华彻夜不眠的笙歌，夏天的时候我带着朱正廷去黄浦江上的画舫，凉风吹动星河，岸边不少先生太太手挽手地散步。我看不清史书上的1937，我看它如同看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那样，仿佛我没有经历过。范丞丞告诉我，历史上的1937是个苦难的年代，政局混沌，内焦外患，男人们忙着吸烟和卖国，女人们忙着吸烟和卖笑。我笑他，你放屁，1937年，是个吃不饱的年代啊。
我想不起来是哪天，路上的行人过往突然就变得匆忙而忧戚，我在报纸上不断的看到，漆黑醒目的大字：战争爆发。
路上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朱正廷也又结识了一个日本小朋友，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样子，中国话说的还算利索。
他叫森川智一，朱正廷跟我说，他是日本那边的戏子。日本戏我看过的，太小家子气了，不舒展，自然不美。净把人画一张大白脸，折腾的像什么牛鬼蛇神一样。我看那森川平时也是畏畏缩缩的样子，又瘦又矮，就有点瞧不上他。
朱正廷倒是很喜欢他，他说森川很可爱，像个小弟弟。那森川也隔三差五地过来找找朱正廷，两个人一起谈戏，森川很精通日本戏，并对中国戏有浓厚的兴趣。他们谈论这种我自然是插不上话了，我想也好，就当给朱正廷解闷了。
说实话，我对日本人的了解几乎为零。我明天早晨都能在晨报的版头看到他们各种施暴的行径，而我与其说是恐惧或暴怒，不如说是困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了解过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的武士道或是切腹，都有一种野蛮人的无理；而他们的茶道和花道，又充满了精雕细琢的谨慎。
这个民族感觉不到美和痛吗?
我大哥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礼拜就举家迁去了美利坚，第三个礼拜天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碟，叫我赶快出国。他在电话里像个好哥哥那样对我讲，明昊，国内的情形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沉默地听着，我大哥也沉默了，可能是我油盐不进的样子让他有点挫败，他最后对我说，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家里不会害你。说罢要撂下电话了。
我突然开腔，哥哥，我不想被黄泥掩盖。
我的突然开腔像是对我大哥开了一枪，他在那边久久沉默，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长大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家里都会支持你。
他去了美利坚之后黄家的生意几乎都落在了我手上，我大哥精明的很，他不会做一点点可能威胁到他的命的事情，他暂时给我一点点甜头尝尝也不算什么坏事。我这个艺术出身的弟弟不得不为了交接那些生意，跑得焦头烂额。
我之前虽然有过怀疑，但是真正接手时才发现黄家确实有一些生意是在法律的边缘游走的，军火，药品，而且年年都数目不小。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么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也不枉我每年每年给那么多人送礼了。
朱正廷也很快跟着大潮把乐华楼关了，这样的氛围再搞娱乐恐怕被报纸上的评论员骂死。乐华的小戏子多，好几次我去后台找朱正廷的时候都听见几个小姑娘嘴碎地说着布料的价格又涨了，一丈好几大千，穿不起穿不起咯。语气阴阳怪气的也不知道给谁听。
说起来我第一次体会民生百态也就是在乐华楼里，我十五岁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姐姐围着我，娇娇地叫着小二爷。后来听说了我和朱正廷的事情之后，也就只在我给朱正廷送点心的时候才蹭过来拿几块了。如今进了战时，乐华楼上下都弥漫着点惨淡，朱正廷告诉我，如果乐华楼关了，她们好些人都要回农村老家了。
她们大多都从小出来讨生活，回去亲人都找不到几个了。可能会随便找个男人嫁了，可能再去别的富贵人家里当丫鬟，生小孩，洗衣做饭，操心着鸡毛蒜皮的琐事，二十多岁的年龄这么蹉跎过了，人就老了。她们一生之中最无忧无虑的，可以聚在一起讨论衣服的花色和价格的，也就在乐华楼的这几年了吧。
不过朱正廷还是给他们每个人都开了一笔不少的遣散费，放放鞭炮，楼就关了，朱正廷站在一地红红的鞭炮纸里惆怅了好久，然后淡淡地对我说，走吧。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他十几岁就背井离乡，一个人出来闯荡，才闯出来个乐华楼。鞭炮的硝烟在空气中散开，我听见朱正廷轻轻的哼，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朱正廷回去之后撒娇一样地跟我说，小二爷，以后指着你养活了。我知道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又爱穿点时装，这次遣散费又给了这么些，估计也没什么存款了。我一本正经地回他，小生家底虽薄，养一个你还是没有问题的。
一天晚上我听见外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睁开眼的时候朱正廷眼睛坐起来了。他走了出去，我从窗户缝里看见蔡徐坤背着行囊，他站在月光下，像是在对朱正廷说些什么，我有些夜盲，也可能是月光太昏暗，我看不清他们俩的表情。
不一会朱正廷就进来了，他说，蔡徐坤走了。语气里没什么情绪。他顿了顿，又说，他说谢谢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
我没问什么。
转眼入了深秋，我在秋天的时候老是会回忆起春天，梨花清透，梨树笔直，有风的时候能闻到一股甜香，那香气好像能把时光扭曲，以至于我日后回想起什么的时候总感觉那段日子总处在即将入睡的边缘。我想我是应该把朱正廷留在1937年春天的。
我以为我会和朱正廷再忘记世俗地厮磨一些时间，起码没这么快。直到蔡徐坤如同那天跌在我和朱正廷身边一样又匆匆闯进我们的生活，他问我，黄明昊，你是不是中国人。
那天我去朱正廷那里的时候手上还拎着一盒桃酥，然后我就看见朱正廷坐在旁边，手放在腿上，指头紧紧地绞着。他的旁边站着蔡徐坤，一席军装的蔡徐坤。
我看到蔡徐坤的军装的那一刻突然什么都懂了，我想通了他对我莫名其妙地敌意——我是商人，他是军官，若说官商相通还好，军官和商人，是绝对的对立面。
我把那盒桃酥递给朱正廷，像打发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让他去别的地方等我一会。他很乖地点点头，就离开了。
我的脑子转的飞快，蔡徐坤之前落得那个境地估计是遭人算计了，我和朱正廷恰好给他提供了个避难的地方。想着这时局他估计也不是亲日一派，只是不知道亲国亲共了……
只是他今天也不像是专程来报恩的。
蔡徐坤突然开口，说，你是聪明的人，很多事你应该能猜出来吧。我不动声色的说，望您明教。
他叹了口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为我分析局势，他不是话多的人，这一通分析却讲的流利，像是说多了或者…听多了。
他的话我大部分是左耳进右耳出，我有自己的判断力，这种东西听多了也只有害无利。我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到他能觊觎的只有黄家那批军火，想让我无偿给他们是断然不可能的，不知道他们想让我怎么个合作法。
我混混沌沌地度过那个下午，蔡徐坤估计我也无心去听，他叹了口气，最后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路要走。
那天晚上我和朱正廷都有些沉默，之后的几天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那天的事，那几天我总是夜里很晚才能入睡，我把这几个月的报纸反反复复地看。我想盘出理由说服自己，时局还没到那么烂的地步。
我承认，我贪生怕死，我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情深百年，我只想全给朱正廷一个人。
直到那天雨夜，朱正廷家的破门被锤的咚咚直响，朱正廷踹了我好几脚让我去看看，我强忍着脾气去开门，打开门却愣了。
是范丞丞。
他浑身湿漉漉的，黑暗里我分不清是雨水还是血水，他背着一个一身黑的女人，那女人脸色白的如同毒品。范丞丞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像是盛了高浓度的盐水，清澈而浓郁的悲伤。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范丞丞。
他对我说，黄明昊，你救救她。
我和范丞丞。
如果所谓朋友是指可以经常往来并在彼此身上获得愉快感的话，那我和范丞丞便是无疑的好友了。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认识范丞丞了，上海总共就那么几个纨绔子弟。这么多年下来，我自认精明不输范丞丞，却也不得不承认范丞丞绝对是我见过的人精。我曾经还一度一直私底下地和他暗暗较劲，我们终日玩在一起，却也没交过什么心。
我知道他最近好像在忙活什么大事，那天晚上还是吓了我一大跳。
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算完事。所幸送的比较及时再加上伤口并不致命，那一身黑的女人倒并不很值得担心，医生打了一针管抗生素就移到看护房了——我更担心的是范丞丞。
想是今晚也睡不着了，我和范丞丞就站在窗口抽烟，朱正廷坐在桌前百无聊赖的剪灯花，窗户开了个跑烟的小缝子，夹着水汽的风把烛光吹的明明灭灭。
这是个该什么人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等范丞丞开口。果然，范丞丞弹掉最后一丝烟灰以后说出了他今晚的第二句话，她叫周洁琼。
范丞丞几乎把一切对我全盘托出。可能是我迟钝，我对政局几乎一无所知，黄家在政治上的门路我大哥从没让我碰过，连朱正廷在各种宴上听到的信息都比我多。朱正廷和我都比想象中的冷静很多，范丞丞的情况在我看到周洁琼的那一刻已经猜的八九不离十了，范丞丞说，周洁琼在这次行动中遇到了一点意外，不得已受伤，他们的行踪也被暴露。而这些意外，想也是他范丞丞引起的，至于具体是什么，范丞丞就闭口不谈了。
我没有一点好奇，在这个年月，知道越多就意味着承担越多，我更想做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带着我的白痴的小戏子苟全百年。
根据我的猜测和范丞丞流露出的只言片语，范丞丞的事应该从那场杜爷的晚宴就开始了。那场晚宴周洁琼找上他，提出了些什么条件让范丞丞就这样趟进了浑水，我不得而知。周洁琼是范丞丞在组织里的直属上司，然后由范丞丞牵绳引线，让周洁琼有机会靠近他们的猎物。
中途我打断范丞丞，问，你们的猎物是谁，范丞丞说你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范丞丞究竟是亲国还是偏赤我心里还是不确定，范家和国党的政治关系很是不错，这多亏了他那个厉害的大姐。但是现在国共合作，他和蔡徐坤他们到底是友非敌。黄家的政治关系据我所知乱的一塌糊涂，我只知道我大哥每年该送的一边不落，在两边应该都是讨好不亲和的。
范丞丞兀自看着我不动声色的样子，也不知道猜出了什么，他很少对我露出这么不设防的眼神，他对我说，Justin，你千万别步我后尘。
他说，你知道我们这种人，长这么大什么样的局没见过，我十六岁以后就没有在局上说过错话……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看着一个人，你知道他马上就会死了，你没有杀他，他却会因你而死，你要瞒着他这件事……是我害的周洁琼提前暴露了，我对不起她。
我听着范丞丞语无伦次的说着这些，朱正廷一直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范丞丞问我，你有什么打算吗，出国?
我叹了口气，说，不知道，总不能真当汉奸吧。
范丞丞盯了我一会，又像是只是在发呆，说，Justin，你比我聪明的多，你千万不要步我后尘。
我们各怀心事地枯坐到快要天明，外面的雨也点点滴滴下个不停。范丞丞站起来说Justin我要走了。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要去哪。
范丞丞走到了门口，背对着我，没头没尾地说，代替我去看看遥远的海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雨幕里。
我突然有点想哭。我想叫住范丞丞，大声问他，你要去哪啊，你怎么办，外面还在下雨，你有伞吗。
那天晚上，我才感觉到，我和范丞丞真正的和解了。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的意外会给范丞丞和他们的组织带来什么影响。第二天早上我接到晨报的时候只一眼就瞥到了头版白纸黑字的醒目标题：悲报！杜先生于昨晚宴会上离奇死亡！
我看完了每一行，确认没有一个字提到范丞丞或是周洁琼才将报纸整整齐齐的掖起来。报纸上的猜测大多是食物中毒或是暴饮导致的沉疴毙命，我轻松了一口气。
我想起第一次去范丞丞那个空荡荡的家时——他家也只他一人，还有许多用人，外强中干的样子。刚进去就看见他卧房门口的巨幅满月照，一个没长牙的红肚兜小孩在男人的怀里笑得很开心，男人半张有些跑焦的脸也笑得一脸褶子，隐约能看出杜爷壮年时的模样。
人事难定。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理应是我去解决的时候了。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范丞丞，范家大姐特意从重庆给我这小友打来个电话，大概是致歉的意思。从此范丞丞的名字好像成了三个不可说的字，我再没从宴会权贵口中听到。我一边感慨范家家大业大，即使范家大姐远在重庆大家也这么给她面子，一边心里空落落的，同样没提过的也有我和朱正廷，我俩也给足了范丞丞面子。
有天晚上我路过范公馆，范丞丞走后这里只有几户远房和老仆在住了。范家大家这几年都在重庆，范家依旧声名在外，上海的公馆却冷清了，夜幕下范公馆所有的灯都亮着，却还是显得肃穆和庄冷，我突然想哪天若日军真的打进了上海，不懂中午的飞机和坦克碾过上海的天空和土地，会不会第一个就瞄准这里，将这里炸掉?
我偶尔会想想，我的日子到底过成什么样了，想起我那十几年的好友——我现在又像是十五岁的冬天那样一个人了，亲朋无一字，我只有朱正廷。是战争将我的生活变成这样的吗。人生如逆旅，浮沉漂泊百年，落叶终究归根吧?
蔡徐坤很快给我打了电话——他在朱正廷那里好几个月，有我家电话不奇怪。晚上我告诉了朱正廷，我说我答应蔡徐坤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全身都在颤抖，好像我已经和恶魔签下了契约一样。
我好害怕，我害怕出事，我承担不起。
他过把我抱在他的怀里，轻声细语地安慰我，好温柔的声音，明月松间，清泉石上。他说，你二十一岁了，你要相信自己的决定。
他说，我从小学戏，看得本子不少是赵子龙长坂坡救主，杀了七进七出，岳飞背后题金子，誓要精忠报国……这些我一直根植在心中的情怀，人呀，开花结果为家国，这是需要守住的大义。
我在他怀里逐渐平复，外面好像下起了雨，上海的秋天总是阴雨绵绵，助长我陷入极端悲观的情绪之中。我叹口气，说，六道轮回苦，假如来世还能为人，我就求着那十殿阎罗，让你做我弟弟吧。
我和蔡徐坤的见面约在一个城郊的旅馆，下了点雨，地上都是水，城郊的地方更是布满了水洼，我鞋面上溅了不少泥，即使撑着伞衣角的地方也被打湿了一片。
这样的天气让我很不爽，好在我去的时候蔡徐坤已经到了。这宾馆的里面并没有给我什么惊喜，和外面看起来一样破旧，怎么打扫也打扫不干净一样。
蔡徐坤说，以后你有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我们有专门的联络员，你只需在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的时候去这家西饼屋阅读那里的早报，你就能找到我们给你留下的信息。
他一边说一边从怀里的包中抽出一本书，硬邦邦的壳子，递给我，我翻过来，是一本《圣经》。他接着说，我们大多以密语的形式留下信息，密码书就是这本《圣经》。我心里暗暗发笑他们怎么这么会选，这样一本神圣的书，来执行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
第二种方式就在这里，在这家旅店，和你的直系长官进行会面，不是我。她应该很快就来了。蔡徐坤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了。见到的人我不陌生，她穿一身襄灰银花边的黑色旗袍，犹如慕色里的一朵黑玫瑰，面色苍白，眼睛里有藏的很深的阴鸷。我的瞳孔骤然放大。
是周洁琼。
蔡徐坤继续介绍道，这是特务J，她有很强的侦查和反侦察能力，会保证你的安全。
我点头致意道，黄明昊。
她没说什么，抽出一打文件和一根笔放在我面前，敲了敲说，签字，画押。
我随便翻了翻，是些保密条款之类的，我心想这组织还搞得挺正规的，就盖上了我的红手印。
然后我深呼吸了一下，抬眼看着他们俩的眼镜，问道，所以，我需要做什么。
周洁琼和蔡徐坤对视了一下，说，在我们的安排下不出意外的话日军会在近期找你要枪，是最标准那种老式枪，一把枪里有八颗子弹。在十一月二十二号他们举行庆典那天晚上，你要把枪送过去。
我们要你做的就是，每把枪都少放一颗子弹。
我回去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森川和朱正廷正蹲在屋檐底下烤红薯吃，森川看我回来了赶紧就走了。朱正廷还想叫住他说他雨伞忘了拿，看到我有点忧心忡忡地问，他们让你怎么做。
我回答，他们说日本人会来找我要枪，说让我把每把枪都少放一颗子弹——我对朱正廷从不设防。
他还是有些担心地说，会不会有危险啊。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也没再问我，从烤出来的红薯里找了颗大的，放在嘴边象征性地吹了吹，递给我。满院子都是红薯的香气。
我好沉迷这样的时间，我和他满嘴都被香甜的红薯占着，屋檐还在滴雨，我回头看他，他专心地低头吃着，腮帮子鼓的老高。天刚刚擦黑，空气中有水汽，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像是一场好梦。
隔天早上我按照蔡徐坤给的地址摸到了那家西饼屋，我点了一杯咖啡，顺手从报架上拿来一份晨报。纸张夹的很紧，像是还没有人看过。
他们留的信息位置很明显，我心中默念了几遍那串数字，便记下了。服务生把咖啡送了上来，我一边喝，一边草草浏览完了，还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我把报纸叠好放回原处，就离开了。
比我想像的要轻松的多。我好像真是一个来喝早茶的阔少，坐了几分钟小憩就走了。
我回到家之后急不可耐地掀开那本《圣经》，对着我心中的数字开始破译。是一句短短的话：三天后借枪。
接下来两天我依然准时准点地去西饼屋和组织交接，都比较顺利。倒是周洁琼一直没有和我联系，说实话我看着她就会不自在，她估摸着也认出我了，或者在他们选择和我合作之前就把我查的一清二楚的了。
组织的消息还算可靠。三天后我就接到日本人的电话，他们用蹩脚的中文向我传达，朱正廷在他们那里，想要人就一个人过去。我忙不迭地应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啊我这就去……我早有心里准备，日本人的目的在于跟我合作，所以基本上不可能撕票。但我还是故作悲痛地过去大喊大叫，你们快放了他！我们什么都可以商量！
之后的事情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以表现地太镇定，签字的时候手要抖，OK，黄明昊，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做生意，虽然动机不纯，回家的时候我一手牵着朱正廷，另一只手还拎了一个装满了钱的大皮箱子。
朱正廷还是很担心的样子，他这次可能被吓着了，回家之后就一直问我，你和他们合作会不会有事。我笑着回应他，没啊，你看我不还捞了一皮箱的钱。他摇摇头，活像在乐华楼的那个老妈子班主，说，你不知道，我学舞快二十年了，日日不敢荒废，还是有一点功底的，可是在他们的枪下一点余地都没有……
他一直不放心，问我，他们要你什么时候把东西送过去。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十一月二十二号。
朱正廷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说，十一月二十二号我要去给日本人唱戏。
他说是森川下午告诉他的，那天是日本的传统节日，他们的营帐晚上会举办庆典。森川说那些军官会要求他唱日本戏，他有点抗拒，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
我的手指头在桌下搅成一团，表面上按兵不动地说巧合吧，却有点心悸，我说，唱完这一次，就当最后一次，你以后就别再给这些权贵唱了吧。
——如果真有什么如来，菩萨，那就保佑我们这次吧。我们用余生甘愿做彼此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十一月过后我们就离开上海，去国外，或是乡村，只当一对历史中的蜉蝣。他想唱戏的话我就给他搭个土台子，他不想唱了我就去做个卖打火机的小生意，一生平平安安无名无姓最好。
他眼里像是有泪光，很动感情地说，好。
森川开始频繁地进出朱正廷家，他们两个老是就一些很神经质的东西争论不休。朱正廷抗拒日本戏，但他并不否定日本戏的美，他乐意和森川交流日本戏，却不想演。森川来求人本就理亏，但也一直好声好气地给朱正廷讲日本戏。
估计又是一个无功而返的下午，时近傍晚，森川恭恭敬敬地对着我和朱正廷很郑重地鞠了个躬，准备告辞。他们日本人总是这样，让我有点吃不消，朱正廷曾经跟我说如果问一个日本人说谎和失礼他会选择哪个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他又一本正经地说，我明天还会来的。
我心头有点厌烦，都多长时间了，而且两个一模一样的日期总让我心里不安。我直接开口，有点凶狠地说到，你明天不要来了，你们日本的戏没有什么好演的。
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我知道即使我对森川多么凶狠地拒绝朱正廷都不可能不去给日本人唱的，而且人家一直客客气气的，我也没必要把气撒在他身上。
森川停住了脚步。我知道我做错了，有点手足无措地看向朱正廷寻求帮助，朱正廷眉毛也微微皱了起来。他张张嘴，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森川突然回过头了头。
请您收回刚才的话！森川的脸涨的通红。我从来没有见他露出这样的神色，一时间怔住，森川很艰难地深呼吸了两下，又逐渐平静下来。
失礼了。他说，他的中文发音别别扭扭的，又带着日本人特有的那种认真，说，日本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尝尝会发生海啸，还有许多火山。所以日本人有一种别样的“物哀”情节。
他底下头，声音很轻，说道，日本人看到季节更替会感到悲伤，听到风铃被风吹响也会悲伤，可这样脆弱的日本和日本人，却也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日本人很喜爱樱花，樱花在最美丽的时候凋零，五月份樱落的时候是樱花最好看的时候；而中国是牡丹，牡丹的美是有底气的美，人们赏牡丹的时候往往是它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森川露出了一个很痛很痛的表情，缓缓地说，可能黄先生和正廷哥哥不能理解吧，这就是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他又朝我们稍微鞠了一躬，说打扰了，如果实在不可以，我不会强求的。
朱正廷突然开口，刚刚对不起。他又抬起头，说，这戏我会去演。
日本戏的名字其实应叫歌舞伎。接下来几天朱正廷都和森川在院子里排歌舞伎，对朱正廷来说并不难，艺术的本质都是相通的，他在这儿登峰造极——我认为的，在那儿自然也有了灵性。当然，我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朱正廷可能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轻松，他以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他跳舞时好像能随时飘走了一样，我很心疼，总变着花样给他弄点新鲜东西尝尝。
同时，最折磨着我的还是我和他的感情好像开始变质，这感觉快要把我逼疯——我开始不自觉的回避他了。我惧怕他的温暖，惧怕他的爱，我担心我一旦哪天失去他们时会更加痛不欲生，所以我绥靖了，我告诉自己，一点点忘了光吧，这样你就能逐渐适应黑暗了。
我每天都在两级之中度过，我越回避他的爱，又越想给他更多。我恨死自己的悲观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却为自己想好了最坏的退路。我怎么这么自私。
朱正廷一定看出来了。要么他为什么一天天地不开心呢。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清减，着急地手足无措，他就不能多吃点吗，他为什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
我每天早晨依然都去那个西饼屋里坐一会儿，组织没什么新情报可给我传播的，我也就过去走个形式，叶子慢慢黄了掉了，离那个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周洁琼也陆续找过我几次，我们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私下交流，大部分时间都是公事公办的语气。见面的时间也不长，我甚至没和她吃过一次饭。她能力很强，这是我几次“办公事”得出的，可我又老是会想起那个雨夜，范丞丞背上那个脸色苍白地像毒品的女人。
那天早上我依然去西饼房走过场，我和往常一样要了杯咖啡，又让烤了些甜甜圈准备给朱正廷带回去吃。我拿起了报架上那份晨报，展开，我的瞳孔骤然放大，里面夹着一封信，写着黄明昊先生敬启——是最普通的那种黄纸红线的信纸，我知道这绝不可能是组织传达给我的。
我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凉了下去，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凉意顺着血液在我的全身蔓延。我想，我被发现了。我一动不敢动，我会死吗，我简直想找个镜子看看，我头上现在是不是有个红色的激光点在随着我的动作移动啊。
我在西饼房就拆开了那封信，因为我实在不敢确定我还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里。我第一遍一目十行，很快就看完了。我头脑发涨，不过我知道我暂时不会死了。我紧接着又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第二遍第三遍，确保上面的每个字我都万无一失地弄懂之后，我不由得停下来喘息，我的手抖得厉害，甚至快要捏不住这张纸。
写信的人大致向我传达了如下信息：
组织根本就没有完全信任我。
他们让我在送给日军的枪里都少压一发子弹。而他们找你的同时也找了朱正廷，朱正廷在那天晚上会去给日本人唱戏，日军唱日本戏，日军的大营一模一样，那天晚上日本人会举行庆典，组织的人没法知道日军首脑都在哪个营帐，而朱正廷绝对会去首脑们的营帐，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将一盘线香点燃并扔出，线香燃尽的时候就是组织行动的时候——组织决定在这天一举歼灭这里的日军。他们只用悄悄解决门外的守卫，然后在惊动其他营帐的人之前解决首脑，这样只用派出很少的一部分的人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而根据他们的情报，日军的枪支已经消耗完毕，而他们若是要和组织的人正面交锋，就必须使用那天我所提供的枪。枪里少一发子弹，虽然只有一发，但胜在出其不意和致命，也能极大提高他们的胜率。
听上去像是个高明万全的良策，而他们没考虑过的，在朱正廷的命。朱正廷和日军在同一个营帐里，一旦枪战开始，日军很快就会发现他，就算没有，枪弹无眼，他基本没有活着的可能。
我丝毫不会怀疑朱正廷这个白痴会义不容辞地答应组织的要求，他可能想着只是去单纯地唱个戏，顺手丢出来半截线香。就算知道——就算他知道，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他也绝不会提出什么拒绝的说辞。
而朱正廷又是组织牵绊我的一根软肋，我只能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才能给朱正廷争取到百分之零点零几的活下去的机会。而他们知道，即使这个机会小的可怜，如同给深谷底部的人一根岌岌可危的蛛丝，我也会抓住它拼尽全力地往上爬。
而且根据我的推断，联络朱正廷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蔡徐坤。
早晨的阳光明媚，好像在这样的阳光下藏不住什么灰，一切污垢都会在阳光下暴露无遗。秋天的天又蓝又高，西饼屋人来人往，架子上的面包都换了几轮。店员放在我桌子上的甜甜圈已经微凉，散发出甜腻腻的香气。我刚刚还在想着甜甜圈的味道会是朱正廷喜欢的味道吗，他会不会又只吃一小口，他什么时候才能长点肉呢。
我现在只觉得全身冰凉。
我连着几天几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房间，什么也看不见，我却还要把眼睛睁大。我清醒的时候就想想，怎么办，怎么办，不清醒的时候发发呆。我旁边躺着朱正廷，他有点太瘦了，我有的时候抱着他，就好像抱着一堆白骨。
有天晚上我依然处在睡和醒的边缘，朱正廷突然翻身了，他翻身也轻轻的，小心翼翼的，他把头往我这里拱了拱，两只细瘦的手臂很轻柔地抱住了我。我醒了过来，把他往我身上又抱了抱，然后我感觉到有什么滚烫的东西灼伤了我左肩的皮肤，他趴在我身上哭了。
我知道，朱正廷虽然平时看着温顺又感性，这些年我看他哭的次数却是少之又少，我连忙问他，怎么了。
他哽咽着，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喃喃地说，梦见你了，梦见你了……
究竟是什么让你梦见我会忍不住在梦里偷偷哭泣。
又是什么让你因梦见我而哭泣还小心翼翼地不敢吵醒我。
那天晚上过后我和朱正廷无形的冷战就悄无声息地冰雪消融了。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心。我不能怕，我的身后还有他。
我不可能凭借着一封信的说辞就完全信任或抛弃什么，我必须自己去求证。我鬼使神差一样地走到了那间宾馆，那里还残留着周洁琼上次抽的烟味。我坐在那里的床上，被单泛黄，墙角的墙皮破了一角，一扣就能掉下粉来。我难得有时间独自端详这个房间——以前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巴不得赶快走。
周洁琼到底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宾馆当做我们秘密会面的地方呢，我想不通。我把房间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我本能的觉得周洁琼会把什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她自己的家太危险了，而这里几乎是只有我们两个才知道的地方。
周洁琼往这里搬了许多书籍和文献，大部分是些他们组织里的思想教育，有的书被翻的很旧，里面夹了碎碎的便签，我找的很吃力，却没什么成效——我希望太疑神疑鬼。
然而什么都没有。
天色快要暗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放弃了，我全身脱力一样的跪坐在地上。宾馆的地上铺着一层灰色的地毯，脏兮兮的，藏了很多灰的样子。我心烦意乱地扣着地毯上的毛，我突然发现地毯并不是水平的，我的视线地毯看过去，墙角的地方，有一块微微的凸起。
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过去，一把掀开那个脏兮兮地毯——说实话，我更担心翻出一个蟑螂窝儿。然而没有让我失望。我看见一盘录像，没有包装，上面是黑笔写着0616。
这串数字触痛了我的眼睛，我几乎没有怀疑地笃定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我把它藏在大衣的最里层，带到家里。我把门反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有些忐忑地开始放映那盘录像。
刚开始的画面不太稳定，投过摇晃的镜头，我终于看见了，是一身白色西服的范丞丞，他神态冷冷地，好像初见时那个范家大少。他坐在一个空旷的房间弹钢琴，身体前后摆动——我想起来了，那是他二十三岁的生日会。那是个很明媚的早上，教堂的窗户没有关，我甚至还能听到鸟鸣，早晨的风从窗户里吹过来，白色的窗帘随着他的身影和琴声一起飘啊飘。
我死死盯着这个视频的每一个角落，突然，我心里一紧，将画面定格。这个视频的角度正好和那天我和朱正廷座位的角度截然相反，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看到有些琴键的侧面赫然写着些数字，在范丞丞按下它们前面的那个键时，就能清晰地辨认！
范丞丞弹得很快，他的指尖飞一样地律动，漂亮的很，又让人头晕目眩。我反复看了十几遍才按照出现的先后次序确认了那组数字。是一组十八位的数字，我脑海里飞快地搜寻，什么序列会是十八位的——我突然想起我十六七岁的时候，那时为了能和朱正廷多说上两句，恶补中国戏曲，从图书馆借了一摞中国戏曲批评，借书卡上的数字，好像就是十八位。
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是正确的。此时已经三更了，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我的推论，他们不可能冒着危险把什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或放在家里，又需要多人传阅，印制很多只会徒加风险，因此藏在什么公共场所会是一个很好的决策。
我又想起那盘录像，那盘录像又让我想起了范丞丞，这应该是他们组织少数上层参加的，难怪当时范丞丞那么不高兴，只把我和朱正廷安排到了角落里。按理这种很机密的东西是绝不应该留有录像的，而周洁琼这里为什么会有，我不得而知。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图书馆，虽然战争爆发了，这里仍然在开放，只是一楼的大厅里挤满了难民，我不忍多看，赶忙对着那串数字在馆内找寻，我一圈圈寻找，是在顶楼了，顶楼是储存过期刊物的，鲜有人来。我将顶楼的门推开一个缝隙，一束光射进来，空气中的灰尘被照亮。
我在一堆旧报纸架上找到了完全契合的数字，我深呼吸一下，将那搭旧报纸抽出来，刚一抖开，赫然掉出几张纸，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将那几张纸上的每一个词组都弄明白，我的脑子没有一刻那样清明。
上面安排了范丞丞和周洁琼去参加杜老的宴会，周洁琼负责制造事故杀掉杜老，使日本人不得不找我来要枪，按理说照杜老的上海的地位和军火生意，日军借枪本来轮不上我的。杜老本身也是有名的汉奸，算是一举两得了。而范丞丞的任务是，我瞳孔微微放大，交往森川。
我有了我的答案。
礼拜天的时候我和往常一样拐进街角的西饼点，点一杯热可可，带走一袋巧克力曲奇，拿一份今早的晨报，坐在最角落的地方等候。西饼房里飘出暖暖的香甜，我慢慢地喝完了那杯可可之后就离开了。我将报纸放到架子上，留下我的答案：我和你们合作，但你们必须保护好朱正廷。
我赶忙回到那个旅馆，我把那篇录像擦干净，凭着记忆放在原来的位置，连角度也扭得像模像样。这个时候门突然开了，一束光漏了进来，照在还跪坐在地毯上的我身上。
你在干嘛。低沉的声音问道。
我扭头，蔡徐坤逆光站着，他的轮廓被光影修的很锋利，眼睛里闪着冰冷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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